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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原红色故事·南梁红色故事:“红军骁将”郭宝珊

2021-05-18 14:55:10     来源:    浏览次数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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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红军骁将”郭宝珊。袁鹏飞 绘。

1934年10月,在陕甘边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时刻,黄龙山“山大王”郭宝珊毅然率部投奔南梁,参加了红军。在当时,这是一件震动很大的事情。

郭宝珊原籍河北省南乐县(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划归平原省、河南省),1904年12月出生,幼年跟随家人逃难来到陕西洛川县谢家峁村,从小就吃尽了苦头。在军阀横行、豺狼当道的黑暗旧中国,苛捐杂税、地主盘剥、土匪绑票等横祸,接连落在了郭家老小的头上。几经磨难,郭家倾家荡产,家破人亡,一家人沦为乞丐。不久,爷爷、奶奶和父母亲相继因贫病交加而死去,郭宝珊孤身一人闯荡江湖,并寻机报仇雪恨。在外谋生中,他受尽欺凌,先是到国民党军队中当兵,受到官长们的欺负和压迫,迫于无奈,郭宝珊拉起一队人马,上了黄龙山做了“山大王”,并自称“义勇军”。

郭宝珊自幼痛恨土匪祸害人民,临了自己被迫也做了土匪,心里是十分痛苦的。他学古代的绿林好汉,约束部下,杀富济贫。当时,黄龙山势力最大的土匪武装是贾德功、梁占奎,自称“师长”和“团长”,郭宝珊是营长。因他重义气,好结交,同情穷苦百姓,一些生活无着的贫苦农民也加入到他的队伍。当时,郭宝珊的队伍有7个连,计1000余人。贾德功、梁占魁预感到郭宝珊的“山头”发展太快,必将损害他们的利益,便欲诱骗收编之。郭宝珊深知贾德功、梁占魁心毒手辣,不入伙就会被吃掉,便加入梁部。

郭宝珊为人正派侠义,对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劫富济贫等革命活动非常敬佩,开始向往红军,并让部下也效仿红军,只打“大户”“财东”,不准祸害百姓。

1932年6月,刘志丹率领陕甘游击队1500余人东进韩城,路过黄龙山郭宝珊的地盘,纪律严明,秋毫无犯,给郭宝珊留下深刻印象。刘志丹了解到郭宝珊的贫苦出身和被迫落草为寇的经历之后,曾写信致意,郭宝珊深受感动。陕甘游击队东进韩城失利,一些失散和负伤的战士返回陇东路过黄龙山区时,郭宝珊非但没有为难,还提供了不少方便。

1934年5月,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“围剿”取得胜利,声威大震。刘志丹认真分析了郭宝珊的出身、经历和所作所为,认为郭宝珊本质上不坏,决定争取其加入革命阵营,遂派红军干部黄罗武去黄龙山做郭宝珊的工作。黄罗武到达郭部后,郭宝珊对黄罗武非常热情,让黄罗武与自己住一个窑洞,睡在一个炕上,一起吃饭、散步、聊天。黄罗武向郭宝珊讲了许多革命道理,如红军的性质、革命的目的,启发他的革命觉悟。黄罗武离开黄龙山时,郭宝珊给了他40块大洋,含泪送了几里路,再三嘱咐代问刘志丹好,感谢他的信任。

9月,杨虎城派去收编黄龙山“山大王”的副官与贾德功谈判破裂,国民党四十二师冯钦哉部“进剿”黄龙山区。此时,郭宝珊毅然去南梁投奔刘志丹。贾德功害怕失去郭宝珊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,无奈之际,同意将队伍先撤出黄龙山区西进。10月上旬,郭宝珊随同贾德功、梁占奎领兵西进至合水太白镇。贾德功、梁占奎决定去庆阳接受国民党军邓宝珊部的收编,郭宝珊本想立即投奔南梁,但受到贾德功、梁占奎阻挠。郭宝珊部在太白镇住了二三十天,都没机会摆脱贾、梁的裹胁。郭部军饷困难,部队情绪不稳。正在郭宝珊部进退两难时,刘志丹、习仲勋再派黄罗武给郭部送去了几十只羊、二三匹马及其他物资。当时。郭宝珊正在戒烟,卧床不起,见到黄罗武后,感到了巨大的温暖和依靠,泪水纵横。黄罗武给郭宝珊分析了形势,建议可以先到庆阳,那里离南梁不太远,不要在此久留,以免生出祸端。分别时,郭宝珊让黄罗武给习仲勋带去10支短枪和一些子弹。

黄罗武离开后,郭宝珊带部队前往庆阳,先后在华池、庆阳、宁县盘克原、合水固城等地驻了多天。在固城时,陕甘红军又派马锡五对郭部进行了慰问。这时,贾德功宣布接受国民党军收编,自己当了团长,梁占奎任副团长,郭宝珊仍为营长。郭宝珊带领第三连远离庆阳,进驻曲子一带。贾德功投靠国民党后,即被国民党邓宝珊部包围,贾德功被击毙,该团大部被歼灭。

10月20日夜间,郭宝珊仓促带领两个连共计120余人,从曲子直奔环县的东老爷山,然后又折转绕到庆北苏区的柔远城,投奔红军。

庆北苏区党组织负责人马仰西得到消息后,立即带人赶往柔远的张湾村见到了郭宝珊。初次见面,马仰西看到,郭宝珊身材高大,身体略瘦,神态沉着稳健,一看即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。随即派人把郭宝珊率部起义的消息报告给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。不几日,刘志丹命令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亲率红三团、骑兵团到庆北柔远一带接应郭部。郭宝珊的起义部队在华池悦乐与红三团会合后,当地政府和群众送吃送穿,热烈欢迎起义部队。11月10日,中共陕甘边区特委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军委在南梁荔园堡隆重召开欢迎大会,宣布将这支100多人的起义部队改编为“西北抗日义勇军”,郭宝珊任司令,红军干部任浪花任政委,于振学任参谋长。义勇军下辖三个大队。军委主席刘志丹代表特委、政府、军委授予起义部队“西北抗日义勇军”大旗。习仲勋、惠子俊等参加授旗仪式。

西北抗日义勇军成分复杂,几乎都抽大烟,当兵的都有“两支枪”,一支钢枪,一支烟枪。为了改造这支部队,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,以极大的真诚、友情帮助整顿和改造这支队伍。为了提高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,先后派出任浪花、黄罗斌、马佩勋等干部到该部任政委,还派去了一批政工干部,建立政治工作制度,广泛开展阶级教育、革命理想教育和红军纪律教育,帮助他们树立为了人民而打仗的革命理想,使部队的成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,人数也发展到300多人。

为了进一步坚定郭宝珊对红军的信任,在行军打仗时,红四十二师指挥部让义勇军作后卫部队,把危险的任务交给红军部队;部队宿营,让抗日义勇军单独驻扎在一个村子里,消除对红军部队的戒心。郭宝珊部打土豪没收地主的财物,也归义勇军自己保管,自己开支,不上交南梁政府。并采取一切办法帮助义勇军战士戒烟。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、政委张秀山还经常和郭宝珊同睡一个土炕,彻夜谈心,帮助郭宝珊加深对党的政策和红军的认识。部队所到之处,习仲勋发动群众给义勇军送去猪羊、瓜菜,好吃好喝招待。义勇军看到苏区人民分得了土地,群众都组织起来了,有赤卫队、少先队、儿童团、妇女会,百姓和军队亲如家人,进一步体会到了当红军的光荣。

1935年10月,在前线战火中,郭宝珊由团政委马佩勋介绍,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郭宝珊参加革命的愿望是真诚和坚定的,一心想把这支部队带好。由于所部受旧习惯影响很深,部队纪律不好,群众意见很大。郭宝珊准备抓几个典型枪毙,以儆效尤。刘志丹听到后,及时对郭宝珊耐心地劝说:“干部、战士都是贫苦人出身,是咱们的阶级兄弟。他们违犯纪律,与我们领导平时教育不够也有关系,整顿纪律要从说服教育入手。枪毙几个人解决不了问题。”在刘志丹的教育下,郭宝珊对部队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,纪律大有好转,军民关系、官兵关系也密切了,义勇军也成为了陕甘红军主力部队中一支能征善战的英雄部队,与红军主力红三团号称“两兄弟”。郭宝珊在战斗中身先士卒、冲锋陷阵,在创建陕甘苏区和反“围剿”斗争中,屡建战功,毛泽东给郭宝珊题词“红军骁将”,周恩来誉其为 “中国的夏伯阳”。在郭宝珊的率领下,西北抗日义勇军作战勇敢,能打硬仗,大多数将士牺牲了,只留下郭宝珊和一个被打残的战士。

郭宝珊作战勇敢,对人忠厚,思想纯真,刚正不阿,对刘志丹非常信任。在错误肃反中,肃反分子说刘志丹是右派,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右派。肃反分子又说刘志丹是反革命,他说刘志丹是啥我就是啥。中央到达陕北后,果断纠正了错误肃反。出狱后,郭宝珊被任命为红二十八军第一团团长,跟随刘志丹出师东征前线。之后,在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中立下卓著功勋。新中国成立后,郭宝珊出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,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
(本文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、南梁红色故事编委会编著的《南梁红色故事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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